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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明白了自由的價值」

剛參加香港「民主歌聲獻中華」的著名香港影視屆人士岑建勛與柴玲﹑李錄和封從德在天安門廣場。

一九六六年出生的柴玲,是山東日照人,父母均為共產黨員。一九八七年從北京大學心理系畢業,入北京師範大學兒童心理研究所作碩士研究生。六四事件期間,她是絕食發起者之一,並擔任天安門廣場絕食團、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六四事件之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緝。與丈夫封叢德一起先是在中國內地秘密逃亡。六月十日,香港無線電臺播出了一個柴玲的錄音講話,在海外引起反響。她在談話中強調,在天安門民主運動中「我們堅持和平,和平的最高原則就是犧牲。」「我們只有犧牲才能換取共和國的新生」。她於一九九〇年四月經香港離開中國大陸,十個月後抵達法國巴黎,隨後與封離婚,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讀書,一九九三年獲國際關係與政治學碩士學位,隨後在波士頓Bain &Company任職,一九九六年入讀哈佛大學商學院,一九九八年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柴玲曾榮獲一九八九年度的傑出民主人士獎,當時正在法國的她因爲簽證原因不克前往,托港支聯常委、香港著名影藝界人士岑建勳帶了一份錄音講話在頒獎儀式上播放。柴玲說,她得到這個獎時,心情實在非常慚愧。在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中,她只是一個普通學生,象千千萬萬和爲祖國、爲這次民主運動流血的人一樣,她只是盡了一份自己的力量,或者說,盡了一點中國人的本分。如果說,她能夠得獎,那麽太多太多的人應該榮獲這種獎。但是,另一方面,她非常的痛苦,雖然經過了艱辛的十月逃亡,自己畢竟獲得了自由。但是還有很多的人,他們仍在流亡中,還有很多人被投入了監獄,象王丹、楊濤……很多很多,他們都是非常好的孩子,我熱愛他們。

柴玲表示,中共統治四十年來,一直用這麽殘忍的手段。一方面拼命地鎮壓屠殺,一方面又拼命的欺騙愚弄廣大人民。六四的殘酷鎮壓跟以往的歷次運動沒有任何區別,它之所以不同於以前的運動,只不過是借助了西方的媒體,讓中國的老百姓第一次知道了中共殘酷統治的真相。對於外界批評她拒不撤離廣場的決定,柴玲的回答是「不撤離的決定也不是我一個人作出的,也不是少數學生領袖作的,因爲我相信一個柴玲,或一個學生領袖也不可能帶起如此龐大的運動,決定的是真正參與的每一個人,而當時學生領袖們的原則是,他們不作任何決策,而是收集每個同學的意見,然後少數服從多數。」

對於在中國過年十個月的流亡經歷,柴玲認爲她最大的收穫,就是她終於明白了自由的價值。象昨天、象六四那天,學生們、市民們用自己的身體,阻擋軍車坦克,用自己的年輕的生命,去迎接機槍掃射的時候,那不可戰勝的是人類的尊嚴,是人們捍衛自身自由的權利,是人們對自由和平的向往。而今天,在整個中國大陸一片沈寂的氣氛下,仍然還有許多許多的人幫助我們民運人士逃亡,他們通過組織地下抵抗運動,他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包括沈默在內,來不屈不饒地捍衛著人類天然的權利,仍然勇敢地追尋著自由民主的生活。

柴玲想,她能說的只有一條,她希望明天的孩子們,那些終於能夠在自由民主氣氛中,讓他們的人性充分展示的孩子們,幸福的孩子們,能夠知道,在今天,在中國大陸上,以及在海外,有著千千萬萬的人們,爲了維護人類的尊嚴,爲了爭取根本的權利,爲了推翻這個殘酷統治的政權,他們不屈不饒地、頑強地鬥爭著、工作著、生活著。雖然無名,但頂天立地,這才是中國的脊梁,這才是最優秀的中國人。

一九九〇年四月抵達法國,後轉到美國求學,期間她曾領銜組織「天安門民主基金會」,並與流亡海外的各界人士共商「我們要笑著回家」的大計。柴玲曾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〇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一九九八年她在波士頓與丈夫合夥開辦了一家電腦軟體公司並任總裁。她曾向媒體表示,自己的願望是進到中國大陸市場去發展業務,但未能如願。

前些年,卡瑪、高富貴夫婦拍攝的紀錄片《天安門》,引用了自由撰稿人金培力在六四前拍攝的一段柴玲的談話錄影,遂引發了「柴玲讓別人流血,自己求生」的批評,進而有人對八九年學生領袖們、乃至對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本身提出質疑。對此,柴玲的前夫封叢德撰寫了一本《天安門之爭--「六四」的關鍵內情》,通過親身經歷和多年反思,尤其結合衆多當事人的回憶及其他第一手材料,對社會上流行的誤解和種種批評作了回應,見證六月三日夜至四日淩晨,政府出動軍隊坦克清場時,柴玲一直在廣場上,並且聲言自己「要留在廣場」。其他人如鄭義等,也指出她是學生領袖中最後撤離天安門廣場的人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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