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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建勳凴良心做事

香港影視界的著名人物、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港支聯)常委岑建勳,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中共點名指控:「密謀通過所謂『地下通道』將被我公安機關通緝的反革命暴亂分子偷渡出境」,而他也幾乎因此獲得了同年度的傑出民主人士獎。

富有個性的岑建勳,實際上是一位有「都市神話」之稱的傳奇人物,他出生於一九五二年,中學沒有畢業,成名于七十年代初的「保釣運動」,七一年他成功組織了「八一三」和平集會,爲日後香港人向港英當局申請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集會開了先例,同時參與很激進的《七十年代》雙周刊的工作。「保釣運動」激發了他的反殖民地意識,他開始思考中國的前途並信奉了社會主義。

岑建勳一九七二年赴法國巴黎,夜以繼日攻讀一九一一年至四九年的中國「革命史」,以崇尚清苦生活的精神過著儉樸的生活,曾加入託派組織,他和「同志」們一起向中共元老(託派)彭述之請教馬克思、列寧、托洛斯基主義,並在巴黎成立了「香港工人學生聯合陣線法國分部」。七三年,岑建勳回到香港,參與了「反貪汙捉葛柏」、「四反(反事業等)」和「四不(不交電費等)」活動。七四年,他又前往英國讀書、當了新聞記者,專事深入調查報道罪案、毒品新聞,同時爲英國兩家電視臺和加拿大電視臺寫稿。七八年底,他重返香港,八O年一月擔任《號外》月刊總編輯,並以約翰筆名寫了許多人物特寫。

八十年代初期,岑建勳以佚名雷勁稱爲商業電臺著名主持人和電影明星,擔任電影幕策劃與監製,以後創辦「德寶公司」。自此他由追求民族大義轉到了個體經營,而且事業有成,名利雙收。八九年搞「編導製作社」,製作電視電影作品,那時他共監製了四十五部電影,其中對《秋天的童話》和《最愛》較爲滿意,當時參與的新片是《八兩金》,由於香港電影界不景氣,他有退休的打算。但回首當年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他並不後悔,加入生命可以重新來過,他仍會以政治爲人生的起點,這畢竟是他生命中最真誠的閃光。

八九年五月,當北京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掀開悲壯一頁後,岑建勳的政治熱情再度燃燒起來,積極投入各種支援活動,如發動衆多演藝界人士爲「民主歌聲獻中華」舉行馬拉松演唱募捐活動,稍後他代表「港支聯」攜捐款及醫療用品赴北京支援學生。「六四」後,他又積極展開救援大陸民運領袖的逃亡工作,遂遭致中共的點名指控。面對中共的恐嚇壓力,岑建勳嗤之以鼻,他公開表示,有人協助民運分子離開大陸,是很正常的事,因爲中共政權倒行逆施,在以坦克車殘暴鎮壓人民的民主要求後,還在全國範圍內掀起白色恐怖。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伸出援手,使一些可能遭厄運的朋友脫險。這樣做體現了中國人的良心,是完全正確的。而且他認爲這樣做並不等於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因爲在歷史上香港從來就是中國進步人士逃避政治迫害的地方。

對於有人表示中共可能會將岑建勳等人綁架回大陸的擔憂,自稱「天不怕,地不怕」的岑建勳則頗不以爲然,他說,即使有人真的敢動他,死了也值得,「六四」死難者才十幾二十歲,自己已經四十多歲,多活了二十多歲。那些可以突破重重關卡將嚴家其、吾爾開希營救出來的人,也不能排除他們具有另一種能力:可以做到將中共高幹在海外的子女運到另一個地方。岑建勳相信,那些有膽拯救民運人士出來的朋友,是有相當能力來爲他報仇的。不過他主張對事不對人,如果他有權他會反對挾持高幹子女進行交換。

岑建勳解釋自己當年脫党(託派),後來也沒有參加民主黨的原因,乃自己本來就不是一個有黨性的人,而黨組織要求黨員有組織、有紀律,而他生性不羈,愛過自由自在閑雲野鶴般的生活,所以不適合「黨的生活」。他有特立獨行的性格,想做就做。他曾說過,不過癮的事情他不幹。不過他頗有自知之明地坦陳,政治非其專長,他的政治常識也不會比一個普通市民多,然而面對中共這樣的龐然大物,他告訴香港同胞「不要怕嚇」,「因爲歸根到底我們沒有做錯事」。

在一九九〇年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舉辦的傑出民主人士頒獎典禮暨「國是研討會」上,岑建勳明確指出:北京對香港基本上是不信任的,香港人對中共政權也沒有信心,香港雖然是一個彈丸之地,又缺乏資源,弄到今天這般繁榮,關鍵是法治和現代管理,中共是不懂怎麽去管理香港的,香港人是很愛國的,只是不喜歡那個「管家」,在現有的領導層之下,香港會面臨崩潰。他一再強調,「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沒有希望」;除非現有的大陸僵化政權改變管家方式,否則港人治港非但不可能,香港人才也會跑光,香港人的老家也要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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