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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體制外路徑的王軍濤

王軍濤,一九五八年生於南京,出身軍隊高幹家庭。一九七六年上高中時參加四五運動,於四月十六日被捕,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釋放。出獄後去京郊農村插隊。一九七八年作爲知青代表參加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任大會主席團成員和團中央候補委員。同年高入北京大學技術物理系。年底參加民刊《北京之春》,任副主編。一九八〇年參加高校競選運動,與胡平、張煒同時成爲北大學生中的三名人大代表候選人。八二年畢業分配至中國科學院原子能所工作。八四年辭職赴武漢,先後任華中師範大學應用教育中心主任、武漢大學下屬的江漢夜校副校長、武漢汽車廠廠長助理等。八六年回北京參 加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和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工作。八七年任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務委員,兼北京人才評價與考試中心副主任、北京社會經濟科學基金會副理事長,爲社經所主要負責人之一。八八年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被聘爲延安地區經濟顧問。一九八九年參加八九民運,爲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主要負責人,于同年十月被捕。九一年二月以「陰謀顛覆政府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判刑十三年。九四年四月赴美「保外就醫」,先後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做訪問學者、哈佛大學尼曼訪問學者,並在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攻讀公共管理專業,九七年獲公共管理碩士,同年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錄取爲博士研究生,現為哥大政治學博士候選人。著作有《開拓——北大學運文獻》(田園書屋一九九〇年版)、《王軍濤:其人、其言、其「罪」》(《當代》月刊一九九二年版)等。發表論文、評論文章數十篇。

一九七九年十月魏京生被判刑十五年後,王軍濤爲《北京之春》第九期撰寫的編輯部文章《實事求是,堅持原則》指出:黨和國家領導人「應容許別人批評或『攻擊』(當然不應當污蔑與陷害)。否則,於國於民都不利。」文章希望當局在審理魏京生一案時,「不僅要考慮中國局勢的一時需要,更要考慮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在後來北大競選運動中,當選民問到魏京生案件的時候,王軍濤明確回答說:「這是一個蓄意炮製的錯案。」

儘管胡耀邦、胡啓立、李瑞環等當時都曾親自對王軍濤進行規勸,他的父親也曾奉命威脅要與其斷絕關係,都沒能阻止王軍濤參加體制外的民主運動。他放棄體制內發展的坦途,毅然決然地攀登體制外的崎嶇山路,是基於「草根民主」是推動中國民主化所不可或缺的堅定信念。

在北大競選運動中,王軍濤發表了比較完整的政見。他在《競選宣言》中說:「中華民族貧困落後,幾經劫難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專制性的政治,中華民族的復興過程一定要以實現政治民主化爲條件。……我的競選,是爲了促進

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不管是否當選,我將爲這一崇高目標奮鬥終生。」「過去的十年,我們已學會懷疑和批判;未來的十年,我們要學會創造和建設。」「改革的方針:我國的改革應該是全面的改革,而不應是局部的、片面的,……我國的改革就其任務而言無疑是一場質的革命,但其方式應盡可能地緩和與穩妥。在今天的國內外環境下,一系列的『改良』遠遠勝過一次驚天動地的『革命』。」

他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標:中共黨的監察委員會直接對全國代表大會負責,實行黨內分權制。黨和國家領導人每屆任期五年,最多任職二屆。黨政分家,由人治黨治走向法治民治:首先在經濟組織中取消黨委領導制,其次取消黨委對政權機構的直接幹預和領導,改由人大中的黨團來體現執政黨作用;基層黨務工作非專職化,高層黨務機關經費由黨費開支。全國人大從蘇維埃制向「三權分立」方向改革:代表人數減至五百人以下;取消常委會這個層次,每年舉行至少八個月例會;人大代表專職化,配備秘書助手;軍人不得幹政,軍隊不再作爲選舉人大代表的一個單位;人大會議公開舉行,允許旁聽,會議記錄公開發表。司法獨立,法官連續任職。修憲須通過公民投票,憲法解釋權改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第六屆人大選舉時,直轄市直選全國人大代表,省會和大城市直選省級人大代表;第七屆人大選舉時,所有各級人大代表和國家主席均由選民直接選舉産生。社團法人自治,工會、農會、學生會、科學文藝社團等完全獨立於政府。當務之急是實現言論和出版自由:黨的報刊編輯部對黨代會而不是黨的領導機關負責;允許各民主黨派和群衆團體辦報刊;國有新聞媒體不隸屬于立法、行政、司法任何一個部門,國家新聞、廣播、出版管理委員會主席由人大選舉,但人大無權罷免,以保障新聞自由。憲法所規定的各項公民基本權利和自由,政府絕對不得侵犯。

經濟改革目標: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在世界範圍並未完成,在中國尤其如此。目前最重要的是,承認我國仍然需要完善的商品生産;要使商品生産獨立發展,就需要解決所有權問題。與企業法人所有權相伴隨的應是健全的市場機制,用價值規律調節整個社會的經濟生活。計劃經濟具有根本性的缺陷。國家逐步把大部分(除尖端工業和國防工業的一部分)工商業生産資料轉售給企業,企業根據職工的工齡、技術、職別確定其股份,根據股份推出董事會。職工自由選舉工會,代表職工利益,與董事會磋商談判工資福利事宜。勞動力自由流動,成立職業介紹所。

以上內容均摘自《開拓——北大學運文獻》。不難看出,王軍濤競選政綱代表體制外改革派在中國改革大潮中超前於執政者的遠見卓識。當年王軍濤丟掉「鐵飯碗」南下武漢,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搞社會調查,二是爲團體發展建立新的生長點。他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宣傳,直接推動了武漢的民主運動。王軍濤不僅在武漢結識了一批朋友,像張元奎、陳天生、蕭遠、雷楨孝、李進進等;而且還從那裏爲社經所發掘了一批骨幹,如謝小慶、劉衛華、劉丹紅等。

對於六四的經驗教訓,王軍濤個人認爲,在政治謀略的反思上,民運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協商機制--作爲一個整體去進行行動,而事實上民運缺少這方面的準備。即使到了海外之後,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他對於中國民運「先是在國內失去機會,然後又在海外失去了資源」深感痛惜。他強調,隨著時間的推移,民運體現的歷史方向,它的力量會越來越大,但是在最初階段,它是一種方向和道義的力量,起到一種維護價值準則、訴諸人的良心這樣一種作用,此乃民運之「本」,「我實際上就是要有意識維持八九民運的道義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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