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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范仲淹」陶百川

陶百川是浙江紹興人,生於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九日生,幼年貧困的家境,使他在八歲時才有受教育的機會,此後七年的私塾課讀,為他奠定了國學的根基。青年時期於五年間同時取得上海南方大學文學士與上海法科大學法學士學位,早年曾服務於新聞界,先後於報館擔任過翻譯、編輯、主筆與社長,服務的地區廣及上海、重慶、香港與紐約,他一生重視新聞工作,更愛護後進的新聞記者。一九四二年,陶百川擔任中央日報社長,行憲後並出任首屆監委。綜其一生,陶百川既是著名的政論家、新聞界先進,更因為其孤傲的諫官風骨,而被喻為御史中的清流。

一九三五四年,赴美國哈佛大學進修,自由選讀許多有關法律、政治的課程,讓他獲得真正的充實自美返國不久,抗戰揭開序幕,國民政府於三八年四月間在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陶百川膺選為代表上海市的參政員。八年參政員歷練,養成了往後勇於批判時政的氣節。中華民國行憲後,陶百川擔任第一屆監察委員。監察委員任內,陶百川贏得「包青天」美名,但名聲一來,謗怨隨之,他得罪太多權勢,不得不毅然辭去監委一職。但當時的蔣經國總統依然延攬他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期間仍不斷向經國先生貢獻意見,與一般國策顧問不同,他同時在許多報刊媒體發表國事見解。陶百川工作之餘,手不釋卷,經常閱讀中外書籍報刊,每周總有一個上午或下午是在南海路美國新聞處圖書館翻閱書籍或勤做筆記,每月總有一兩篇專欄刊登在報紙上,成為當年主跑監察院記者津津樂道的話題。

陶百川從少壯時期就抱持著「書生報國無他道,祇把毛椎當寶刀」的憤世氣概。他認為,轉移社會風氣與整飭法紀,是知識分子的責任;面對當前政風頹喪及社會亂象,他總是悲憤無奈,但是「不默而生」的信念未曾動搖,「力諫當道」的勇氣也不曾稍減。幾十年來,在他膾炙人口的政論文章中,曾不斷地引據明儒新吾的批判名言:「在上者積寬成柔,積柔成法,積怯成畏。」直諫當前法紀廢弛,紀綱敗壞的政經社會怪現象,企圖作為暮鼓晨鐘,喚醒社會有志之士能夠撥亂反正,挺身而出。

當年請辭監委時,陶百川有感於監委是「風霜之任」,以得罪人為本質,以批評時政為常業,但他卻恥於「善伺人意」,而堅決請辭;不過,他孤臣孽子的信念總是恨鐵不成鋼,怨國不夠強,反而更促使其將全部心力投注於推動國家民主化、制度化的政治志業上。他曾寫了幾本叮嚀文集,實際上,曾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是國民黨內「受到尊敬」的先進、長老,也是捍衛人權與言論自由的先鋒,他對於國民黨也有著深厚的眷戀之情。自一九二八年至八四年期間,他共出版過四十六本書,有關監察方面的書籍計有《比較監察制度》、《中外堅持制度比較研究》;有關三民主義的書籍,他則寫過《高中黨義教本》、《高中黨義教本概念》、《三民主義概論》等。

陳水扁總統盛讚陶百川為「國士之士、國寶之寶」,「陶先生雖然出身於中國國民黨,但是在擔任監察委員的三十年間,以及擔任國策顧問的二十四年間,每每在民主改革的關鍵時刻,發揮他的影響力,為朝野協調斡旋。」他推崇陶百川:「在美麗島高雄事件後,以及民進黨組黨之時,陶先生都曾以維護人權而向決策者建言。後來陶先生所主持的二二八事件以及孫立人將軍案的調查報告,也是人權發揚、司法重建的重要里程碑。」陶百川百嵗壽辰時獲總統頒贈一等卿雲勳章。

陶百川對國家社會的貢獻,特別是重視人權、關懷社會、堅持良知,同樣令臺灣政壇推崇,並尊為從政者的典型。畢生憂國憂民,陶百川是這一代憂患文人的典型代表,他最推崇且樂道古賢宋朝范仲淹當秀才時即以天下為己任,而後在朝為官,雖因上書諫言而屢遭挫折,但仍不改其志。而陶百川一生有為有守,其抱負與際遇,堪稱「現代范仲淹」。跨越二十、二十一世紀兩世紀的陶百川,是了不起的知識分子,在一九八〇年代陶先生對化解朝野恩怨,以及促進政治民主化工作貢獻良多。

一九九一年,九十高齡的陶百川榮獲第六屆傑出民主人士獎。他親自前往舊金山領獎,並將獎金捐回該獎項的主辦者--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希望對推動中國的民主發展,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陶百川頒獎儀式上發表了題爲《「走向天堂也走向地獄」--展望中國的民主與統一》的演講。這個題目取自狄更斯名著《雙城記》的一局開場白:「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有著一切,我們的前途什麽也沒有;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天堂,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地獄。」我們現在以民主和統一而論,也處在一個美好和惡劣的時代。自中國有信史以來,就始終沒有所謂的民主。他感謝蔣經國,自民國七十六年起,解除黨禁、報禁個戒嚴,臺灣在經濟奇迹之外,又創造出政治奇迹;大陸也同時開始了改革開放,形勢頗好。兩岸都進入美好的時代,走向天堂。

但他隨即指出,民主畢竟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麽容易,從寡頭政治轉型爲民主政治,勢必牽涉到思想問題和利益關係,思想保守者和既得利益者對變革往往不易適應,紛起阻撓;而在野派又往往不擇手段,操之過急,也激起了反響。至於大陸,更遜於臺灣,從「六四」後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反映大陸也處在了十字路口,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將拖慢中國的民主進程,並給保守派以可乘之機。大陸民主遙不可及,統一就無從談起了。曾任中央日報董事長兼社長的邵玉銘表示,陶百川先生所倡議的中華邦聯制,指的就是兩岸能平等對待、交流,邵說,陶百川先生對國家、兩岸情勢非常關心,擔任國統會委員時更曾創作春聯:「兩岸交流前途有望,一廂情願後患無窮」。

提到兩岸統一,北京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臺北則是「自由民主均富統一」,陶百川以爲,兩者雖有距離,但非不能拉近。「北京對臺北的善意先須加強,以減少臺北的疑懼;至於臺北對北京的誠意則已有國家統一綱領可作證據,而它乃是我所提議和參與制定的,我們的誠意和善意,自信可對天日。」他還建議對國統綱領制定近程綱領實施細則,列舉實施辦法,化簡爲繁,循序漸進。陶百川提出在近程須實現:一是言論新聞的自由,臺灣的報紙得在大陸設航空版和辦事處;二是集會結社的自由,臺灣的黨部和社團得在大陸公開運作。臺灣當然會,以直報直,平等互惠。近程綱領所規定的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並在國際間互相尊重,互不排斥,雙方必須嚴格執行,以利進入互信合作階段。進入中程,他建議國統綱領應遵循「三聯統一」的「聯合」作爲架構,以資落實,他把這種聯合形式定名爲「中華共同體」。

二〇〇二年八月九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陶百川因為器官衰竭病逝於臺北縣天主教耕莘醫院,享壽一百零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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