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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母親」丁子霖

丁子霖,女,漢族,祖藉江蘇省泰興縣黃橋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生在上海市一個高級職員家庭。一九四七年前,就讀於上海私立中西女中附小,四七年後隨家遷居蘇州,就讀于蘇州私立景海女附中。

一九四九年春,大陸政權更叠,輟學隨全家前往父親任職的熱河北票煤礦,不久又轉北京中央燃料部,其間共輟學兩年之久,至一九五二年於北京新中中學完成初中學業,因母病再次輟學。隨後參加工作,任煤炭工業部銷售總局文秘等職。時年十五歲。一九五四年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改爲共產主義青年團)。

一九五六年以同等學歷和「調幹生」身份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六〇年七月畢業留校並加入中囯共產黨,先後在該校哲學系美學教研室、語言文學系文藝理論教研室任教,並兼任過教研室黨支部委員、學生政治輔導員。六六年「文革」之始,由駐語文系工作組指定爲「文革」小組長,爲時一周,即被「革命群衆」定爲「黑線人物」、「階級異己分子」接受審查,至六六年底前後三次遭紅衛兵抄家。在以後的幾年裏,一直被駐系軍宣隊和革委會列爲內部審查對象,在連、排、班裏「交代問題」,接受批判。七〇年隨全校教職工赴江西五七幹校「勞動鍛煉」,繼續接受審查。直至七二年人民大學停辦解散前夕,才由駐系軍宣隊宣佈「審查清楚無問題」的結論,並承諾銷毀群衆體揭發的一切「黑材料」。

七二年至七八年人民大學停辦期間,先後調北京師範學院文藝系、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七八年人大複校,回該校語言文學系文藝理論教研室、外國文學教研室任講師。八五年,調該校哲學系美學研究所並任教研室主任。同年,晉升爲副教授,取得碩士研究生指導教師資格。期間,出版過《古希臘羅馬美學與詩學》等著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戒嚴部隊進城,兒子蔣捷連遭槍擊於木樨地遇難。

此後近兩年時間裏,拒絕參加學校的一切政治活動,拒絕重新申請黨員登記,多次要求政府對兒子的死做出交代。

兒子慘死後當年八月,開始聯絡其他六四死難親屬,並于一九九〇年起爲有生活困難的難屬轉達海外人道救助款。

九一年清明前夕,與另一位難屬張先玲女士一起接受香港《新報》記者採訪,披露兒子遇難真相,譴責六四屠殺。

九一年,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ABC)電視錄影採訪,爲兒子的名譽作辯護,揭露李鵬有辱於難屬的謊言,呼籲海內外人士不要忘記六四亡靈。由此受到政府和學校當局一系列打壓:取消研究生導師資格、停止招收研究生、停止授課、停止在國內發表文章、出版書藉,等等。此間,曾向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控告國務院學位辦公室和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單方面違約解聘的非法行爲,但此項訴訟未予受理。

九二年六四前夕,以拒絕黨員重新登記、不經許可擅自接受海外敵對媒體採訪,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罪名開除出共產黨。

從此,全身心投入收集六四死難者、傷殘者名單以及六四受難者的人道救助活動。

九三年六月,受聯合國邀請,出席人權委員會非政府組織會議,遭中國政府阻攔。在向人權委員會提供的書面發言中,首次公佈了十六位六四死難者的名字和遇難經過,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死難親屬的悲慘遭遇。

九四年一月,以個人名義發表《關於給予六四受難者人道救助呼籲書》。三月初,與許良英、吳祖光等七人發表《爲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的公開信,這是六四後國內知識界人士發起的首次聯署活動。同年三月開始,由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便衣警察實施全天候監控。此後,這種監控時斷時續,並多次被「傳訊」,十三年來始終沒有停止。同年八月和十月,出版日文版《天安門犧牲者》和中文版《丁子霖——六四受難者名冊》一書,授權公佈九十六位死難者、四十九位傷殘者名單,書中同時發表了《六四死難者尋訪實錄》二十五篇。同年,獲本年度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傑出民主人士獎。

一九九五年,聯絡二十七位六四難屬首次以公開信方式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重新調查六四、對死難親屬作出個案交待等要求。同年8月居住無錫期間,與丈夫蔣培坤一起被當局以所謂「重大經濟犯罪嫌疑」秘密關押四十三天,重點追查海外人道捐款的情況。同年,獲美國格裏茨曼基金會「公民成就獎」,並與許良英先生同獲紐約科學院一九九五年度「科學家人權獎」。同年,被學校當局強令提前退休。

在以後的三年時間裏,繼續從事六四受難者的尋訪、救助活動。繼續聯絡難屬和傷殘者參加聯署活動,經不斷完善,在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中正式提出包括重新調查六四事件,公佈死者人數、死者名單;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屬作出個案交待,依法給予賠償;對六四慘案立案偵查、追究責任者刑責等三項訴求。同時提出就六四問題與政府方面平等對話的要求。

一九九六年,獲美國萬人傑「新聞文化獎」。同年,獲法蘭西自由基金會「記憶獎」。

九八年,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發表「致克林頓總統」的公開信,要求總統重申一九九七年江澤民訪美時所表述的認爲中國政府對六四的處理是站在「歷史錯誤方面」的立場。同年9月,與林牧、蔣培坤、江棋生、魏曉濤等五人聯署《自由和公民權利宣言》和《社會公正和公民權利宣言》,以期推動國內的公民運動。同年十月八日,北京市國家安全局下文無錫市中國銀行凍結一筆以「丁子霖」名義存放在該銀行(數額爲11620馬克)的海外人道救助款項,爲此以個人名義發出了向政府有關當局的強烈抗議。同年,獲瑞士自由和人權基金頒發的「自由和人權獎」。

九九年六四十周年前夕,起草並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有一〇八難屬和傷殘者聯署的控告六四元兇李鵬的起訴書。爲此,聯絡二十七位難屬和傷殘者提供了證詞,向外界公佈了一五五位死難者的名單和六十多幅死難者和傷殘者的照片。六月一日,委託「中國人權」、「全美學自聯」、「大赦國際」、「人權觀察」等人權組織在紐約舉行了有關控告李鵬的新聞發佈會。同年,與丈夫蔣培坤同獲義大利亞歷山大?朗格基金會人權獎。

二〇〇〇年,在得到多數難屬的同意後,六四受難者群體正式命名爲「天安門母親」群體。同年,出版《生者與死者》一書,此書收集了一九九四年後在海外報刊上發表的重要文章、所起草的重要文件及一些重要信件。同年三月三十日,美國友人斯諾先生的遺孀路易絲?維勒?斯諾夫人來華爲斯諾先生掃墓,約定於四月一日在人大宿舍會面,但此次會面遭到了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物理阻攔,斯諾夫人憤然離開北京。

二〇〇一年,起草並參與聯署《天安門母親的話》,這是六四難屬群體第一次以「天安門母親」的名義向海內外闡明「天安門母親」群體的理念和訴求。

二〇〇二年,一月十日,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應「天安門母親」支持者的要求,發起爲「天安門母親」群體爭取2002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提名的活動。此項活動得到了海內外各界人士的支援和回應。

二〇〇三年,撰專文並通過錄影呼籲海內外關注六四失蹤者的命運,同時向第十屆全國人大和政協遞交了有關失蹤者問題的公開信。

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兩會」後不久,北京和無錫兩地國安當局藉口所謂「文化衫」事件分別羈押了丁子霖、張先玲和黃金平三人。事件發生後,經海內外人士和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的抗議和營救,在一周內,三人先後獲釋。

在六四十五周年期間,參與並策劃了各種紀念活動,其中最主要的是五月十六日舉行的有四十多位難屬參加的燭光悼念活動。事後,遭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官員上門警告。期間,起草並參與聯署了題爲《爲了生者與死者的尊嚴》的《六四十五周年中國天安門母親告海內外同胞書》。《告同胞書》公佈了截至當時已經收集到的共一百八十二位死難者的數字,並通過一系列典型案例以見證當年那場大屠殺的殘忍和慘烈。告同胞書還重申六四受難者及受難親屬的理念和訴求,明確提出「說出真相,拒絕以往,尋求正義,呼喚良知」的十六字口號。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七日,趙紫陽先生逝世,與多位難屬共同發表《痛悼趙紫陽先生》的文告。隨後,遭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官員上門警告:不准參加任何悼念活動。期間,前後被軟禁一周,發表《被禁止的悲與憤》。同年,由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出版《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該書收錄《六四受難者尋訪實錄》五十篇,六四死難者一百八十六人名單和大事記《風雨如晦十五年》。

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三日,發表《致高智晟律師公開信》,引起海內外爭議。五月一日,受部分難屬委託發表《關於六四死難者周國聰案的聲明》,就政府方面給予六四受害親屬唐德英女士七萬元人民幣「困難補助」一事表明「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原則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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