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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菊人努力宣揚民主理念

胡菊人,原名胡秉文,生於一九三三年,廣東順德人。五十年代初到香港,當過校對、雜役。後來參加親共左派的友聯出版社工作,晚間讀書于珠海書院,半工半讀畢業後,六十年代初在左派陣營主持《大學生活》雜誌,後又任

《中國學生周報》社長。美國新聞署《今日世界》月刊叢書部編輯。六七年起任《明報月刊》總編輯,歷時十二年。七九年任親中共的左派《中報》、《中報月刊》總編輯。八一年與陸鏗合作,創辦《百姓》半月刊,任總編輯、主筆,直至九四年該刊停刊。在香港時,胡氏曾經出任香港作家協會主席等職務。九七香港主權移交之前,移民加拿大溫哥華,仍不時爲香港報章寫作專欄。

著名老報人羅孚稱:「菊人菊人,人淡如菊乎?『采菊東籬下』的人,也有舞幹戚而『猛志固長在』的時候,而且是常有。」的確是這樣,自六〇年代起就在香港多家報章雜誌上寫專欄的胡菊人,積極批評時政,針砭時弊,尤其是在八九年六四事件以後,他撰寫的文章以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爲原則,「努力宣揚,不怠不懈」,他堅持落實「港人治港」,他的觀點意見代表了香港社會的脈動,受到各界的重視,並對香港人民爭取自由人權、推動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整個中國人社會的民主進程,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因此被授予九六年度的傑出民主人士獎,他攜夫人參加了在舊金山的頒獎典禮,並在致詞中對九七後的香港前途表達了自己的關注。他對自己得獎感到欣慰,並希望他的同行和自己的文人朋友,以自己的筆爲中國的民主政治進步呼籲呐喊。

在《複觀先生與香港》一文中,胡菊人表達了自己對香港的看法,「在世界中國人社會中,香港比大陸和臺灣,在文化、學術、思想、政治等等問題的探索上,擁有更大的自由。同時,在香港發表什麽言論,刊出什麽文章,在大陸和臺灣的上層人物或黨政機關,都可以立即讀到,或者,由他們的駐港人員,即時向上反映,在港的左右中各派人士,亦會有立時反映,不過更重要的,是香港自四九以後,即成爲海外華人的文化輸送中心,在香港辦刊物,可以送達到世界的華文讀者手上。」他認爲香港這種充分的自由,是香港珍貴的特質,希望永遠不會失去。

他另一篇文章中寫道,「香港是平凡人的社會,但是是相當健康的社會,好的很!香港人並非沒有博大的同情心,沒有崇高的愛國精神,但萬事相信非要合於現實合於理性不可;香港人崇尚自由與法治,喜歡多元化,有廣大的包容性,什麽都可以容納。不喜歡一元化、一言堂,不接受權威至上,首長至上,權力至上的作風。這種性格是經數十年來的本身生活經驗以及與大陸和臺灣的比較,與世界其他國

家的比較而逐漸培養而成立的。」《百姓》創刊十周年的社論寫道:「就四十一年的中國歷史來說,中國人的言論中心已經移到香港來了,而不再是過去的南京、北京和上海了,無論多麽艱辛,這是時代賦予香港言論新聞界以及一般香港人的歷史使命。」胡菊人認爲,四九年以後香港比兩岸發展得都好,近年來臺灣民主步伐邁進一大步,大概是香港唯一落後的地方。

對於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應提出推進香港民主化進程的政改方案遭受北京和親共左派人士的圍剿,胡菊人挺身出來仗義直言,指「中方每出一招都是『七傷拳』,先損己後損人。」無論是中方的「亢龍有悔」,還是「落英神掌」,都奈何不了彭定康,因爲他「乃來自西域之第一高手也」,勸諭中共「以明理和務實爲最上算」。

對於中共自我吹噓香港「一國兩制」將向臺灣展示一個樣板,胡菊人率直的指出,在香港和臺灣許多人看來,中共對香港「一國兩制」的措置,從基本法制定,對彭定康政改方案的阻難,對民主的限制,恰恰正是對臺灣朝野政黨以及臺灣人民,發生了驚嚇作用,暴露了中共「一國兩制」的民主竟是如此層層設限的貨色,不但沒有示範作用,反而成爲「反面教材」了。中共在香港的作爲,暴露了中共「君臨天下」的心態,是大一統中央集權的意識而非孫中山先生的「地方分權」以及現代政治的「聯邦自治」思想。中共是基於大一統心態「全國一把尺」來給港澳臺量度尺寸的,但香港和臺灣卻不願以這把尺爲爲標準,而要求有自己獨用的標準尺。他強調,香港和臺灣在經濟上正協助中國大陸進步,爲中共的經濟改革做「互利」貢獻,但中共「一國兩制」的設計,卻在政治上把香港和臺灣拉向後退。

儘管胡菊人對香港和香港人有高度的評價,對香港前景有自己的憧憬,但他繼續對香港時政的評論,和他選擇移民海外的事實一樣,留給世人諸多的省思。

胡菊人通訊地址:

Chu-Jen Hu

15-12891 Jack Bell Drive

Richmond, B.C.

V6V 2T7 Canada

Tel: (604) 244-7696

Fax:(604) 821-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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