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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於網絡呐喊的杜導斌

杜導斌,1964年生於湖北省武漢市黃陂區,父母是鄉村教師,文革中隨父母一起下放回農村12年,因家庭成份影響,考上重點中學卻未被錄取。1980年以全鎮千余名考生中第一名的成績考進湖北省輕工業學校。畢業後當過環境保護技術員、工程師、秘書、團支書、辦公室主任等,目前主要靠寫作爲生。

1989年之前,杜導斌業餘是一個詩人、哲學小說書法繪畫圍棋愛好者,還是社會活躍人士,組織詩社,編輯民間詩歌刊物。六四期間,寫作了大量同情學生的詩,這些詩的草稿後來成爲指控他的「犯罪證據」。這時候的杜導斌,雖然讀過劉曉波的《形而上學的迷霧》等非馬克思主義哲學,但思想上並沒有能夠超越共產黨的制式化教育。六四後,杜導斌歇筆近10年,期間主要興趣是閱讀中國古代經史子集,曾數次被下派到農村工作。1997年,杜導斌被抽調到應城市市政府體改辦公室從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有機會以資料員身份參加市長辦公會、常委專題工作會,脫離了環保局的封閉系統,新的工作促使他從政治和經濟的角度觀察與思考問題。長期在底層生活使他接觸到了大量的社會真實情況,在基層行政機關的工作和與各行政機關接觸,特別是參預行政立法等經歷讓他看清了決策程式不合理與社會問題之間的因果聯繫,這些都不僅拓開了他的視野,而且爲他後來以批判中國社會現實爲主要方向的政論寫作提供了幾乎取之不盡的素材。

一個偶然的機會,杜導斌讀到了劉軍寧發表在《中國改革報》上的《百問民主》,古希臘政制的優點深深地吸引了他,將他的注意力從中國傳統引向了異質的西方傳統,從此開始,杜導斌閱讀了大量古典和當代的西方政治學哲學法學著作,思想一天一天深入自由主義理論。閱讀,結合親身經歷思考,杜導斌覺悟到社會主義政制對農民存在的巨大不公,爲什麽城裏人收入數千無需交稅分文,而農民收入不到1000卻要繳納數百元的稅費和提留?爲什麽城裏人收入高年增長率還達到10%而農民收入低數倍年增長率卻只有5%?沒有增加産量沒有提高價格沒有減少負擔農民每年收入的增加從何而來?等等,杜導斌決定要把自己的疑問和意見向高層反映。從農村出來的杜導斌對人們說,我們這些從農民中出來的人不爲農民呐喊,誰還來爲農民講話?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對減輕農民的不幸有所幫助。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網路,這個偏僻小縣城裏的小公務員的憂國憂民聲音能讓幾個人聽到,正是網路將他的聲音擴音到了全國全世界。相信誠實厭惡謊言的杜導斌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對魯迅余傑等人深懷欽佩的他決定也要像這些人那樣呐喊,《四問人民日報》、《窮國的浪費與富國的節儉》、《指鹿爲馬的代價》等直指現實問題的一系列犀利的政論文章在網路上如重磅炸彈般炸開,這使他很快就在國內重要的論壇「關天茶舍」裏脫穎而出,杜導斌的帖子被無數不認識的人和網站轉載,帖子後面通常都跟有「猛士!」「勇士!」「鬥士!」「好樣的,你是民族的脊梁!」等稱讚。榮譽來得有些出乎意料,然而卻又恰如杜甫的詩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在網路的普遍關注下和讚譽聲中,積累太多壓抑太久的杜導斌爆發了。時事政治和一切與民生有關的問題,他都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批判現實之餘,他也闡述自己的觀點,他呼喚真正民主,說自己有一個中國夢,中國人無分地域,人們自由、平等、富裕,鼓動人們用自己的腳踩出一條憲政之路。

2002年到2003年出現了網路抗議活動的一段小高潮。杜導斌是這段高潮的弄潮人。抗議文化部管制互聯網的規定,抗議關押劉荻……杜導斌和他的朋友們發起和組織了一次比一次強烈的簽名活動。每一次他都是主角或主角之一。杜導斌成了網路名人。海外和香港媒體如自由亞洲電臺、明報,大紀元、新世紀、民主論壇、議報、觀察等關注到他的存在,建立他的專欄,國內知名的網站和武漢市地區的網民也注意到了他的存在。與此同時,共產黨的秘密警察也盯上了他。威脅,利誘,杜導斌都不咬鈎,市委常委親自找他談話,給他調升職務,他不去上任。

2003年10月28日,單位裏的車拖他到市區某大型企業,說是去做工作,大企業招待所裏等待他的是10多個秘密警察,外加一副冰冷的手銬。在看守所裏,杜導斌先是主動致力於與審訊人員溝通,有時也抗議,希望通過說理能夠說服對方放棄違憲的懲罰。他的努力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報,指控範圍縮小了,國安人員的態度由嘲弄改爲尊重,並明確告訴他,要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主審人員喝退左右,與他一人溝通,希望他能認清罪錯,然後回家。杜導斌斷然否定,堅持認爲寫作是言論自由,不是罪。杜導斌認爲自己有足夠的信心和資源在法庭上戰勝對手,把目標定在爭取違憲審查第一案上,希望以一己努力,在以言治罪制度上打開缺口,做成一個對以言構罪者予以懲罰的案例,逐步實現在中國根絕言論不自由這個惡瘤的目的。

為營救杜導斌,著名異見人士劉曉波發表致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公開信,要求釋放杜導斌,並收集超過2200人的簽名。王怡、趙達功等人,也一個個發表聲明:「我們願陪杜導斌一起坐牢」。包括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内的多名國際知名人士皆出面聲援。在當時形成了一個抗議中共控制網絡言論的高潮。杜導斌的營救網路異議人士以及他自己的被營救,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它事實上已經成爲今日中國知識份子正在醞釀一場新的網路民主人權運動。

在經歷六個月的思念愛子之痛後,人權入憲而自己仍然將被送上法庭,杜導斌預見到不論庭辯結果是輸是贏,不獨立的一審法庭都不可能作出無罪判決,懲罰不可避免。他察覺到一審法官和檢察官們既理虧,又立功心切,卻又顧忌事後的國際國內輿論等心態,爲了減少自己和親人帶來的痛苦與損失,於是決定將一審目標調低,只爭取放人,把無罪判決,違憲審查放在二審乃至上訴最高法院上。以欺騙回應欺騙者,在自由主義理論中被稱之爲反強制。庭審前兩天內,審判長和主審警察分別違規到看守所會見杜導斌,明確說明,認罪就可放人,不認罪就只有繼續關押。法庭上,杜導斌將公訴人的指控一一駁得體無完膚,但主審法官不是依據證據和庭辯結果自主判案,卻反復追問杜導斌認罪還是不認罪。杜導斌知道這是暗示自己可以出去,便順勢作出妥協。2004年6月11日,一審法庭作出有罪判決,以《論顛覆政府是合法的》等26篇文章爲證據,判處杜導斌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當庭以取保候審的名義讓杜導斌回家與家人團聚。判決書作出後,新華社立即播發消息。到一審判決即將生效的6月21日,就在國保和政法機關認爲杜導斌認罪服判可慶功行賞的前一天,法定上訴期的最後一天,杜導斌寄出了上訴書。國保和政法機關氣急敗壞,再次威脅利誘,要杜導斌撤回上訴。但杜導斌不爲所動。

緩刑雖可與家人共同生活,但國保也可隨時隨地找上門來。家國兩全,家重國輕,先家後國,是杜導斌的自由主義倫理觀。像以前那樣以行動踐行思想不可能了,杜導斌被迫從行動著的民主人士轉向思考中的自由人士,以人、社會、國家三者爲研究對象,寫作了《馬克思主義實踐論在中國的終結》等論文,致力於解構極權主義理論體系。不過,杜導斌並沒有放棄現實。在2005年太石村民主事件中,杜導斌主持燕南網法制論衡論壇,給予了太石村村民以力所能及的支援。

2003年獲頒傑出民主人士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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