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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水思源 懷念雨川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十一年

黃雨川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在美國加州成立。八六年起,除進行有關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理念宣傳之外,並逐年舉辦對促進中國民主有傑出貢獻人士的評選。魏京生、劉賓雁、王若水三位是當年首屆獲獎者。

當魏京生被作爲候選人提名的時候,就引起爭議,認爲他還在牢中,可以嗎?……當然可以。結果在十八位評選委員中,魏京生以十七票當選,直至今年第十一次評選,從來還沒有那一位獲得過如此的高票。

魏京生在極權專制統治的歲月裏,喊出了要民主,不要獨裁的口號。爲此,他在牢獄中渡過了漫長十五年的寶貴青春生命。假釋後不久,又再判獄十四年,爲的是甚么?祇不過是喊出要「民主」這個兩字。

德國魯爾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也是本會評選委員之一)馬漢茂先生曾爲文說︰「在通常情況下,能爲自己的國家頒授真正傑出人物的獎項,承認並給予社會地位的多屬政府、半官方或合作機構的行爲。如此宏偉的事業,卻只由少數幾個人發起和繼續推動維持,大概只有當國家與文化價值受到危害並嚴重扭曲的時候,人們才會感覺到迫切需要以這種方式大聲疾呼地反抗。所以若因爲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沒有能在微薄的努力下取得實在的成果就終止其事業及活動是不理智的,也是短見的。」

真的,我們的力量太微薄,太微薄了。馬漢茂教授的忠言,道出了我們的真相。我們不會,決不會因此而氣餒,必定奮鬥下去。祇希望社會給我們更多精神上的鼓舞和道義上的支援,更希望關切中國民主前途的熱心人士投身進來,出錢出力,群策群力和我們一起共同奮鬥。同時我們更感謝過去十一年來不斷給我們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出錢出力的朋友們,以及義務擔任評選委員的專家學者們致最深切的感激。

他們的捐助,不論多少,我們都非常小心謹慎使用。基金會全部理事都是義務職,所有評選委員也是義務職。自一九八六年至九六年的十一年中,一共收到的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元捐款中(包括歷年餐會收入),除了民主女神像的鑄像費用約兩萬元及交存舊金山市政府康樂及公園管理委員會三萬元作爲必須的維修保證金之外,實際上僅有十二萬六千多元,是本會歷年所有費用開支的總和,包括獎金及一切出版印刷、得獎人旅店、機票、郵電、雜費在內,每年平均支出不過一萬一千多美元,這個數目,等於一個小店開銷,我們並不否認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是一個根本沒有基金的基金會,也不怕笑話當得獎人如費希平、司徒華、柴松林、陶百川、劉千石、美國國會議員南茜佩露茜、柏陽等知道我們的實況之後,在領取獎金的同時又將獎金捐回給基金會的可憐相。我們不在乎人們對基金會的輕視,爲了堅持我們的理念,我們將百折不撓繼續在捉襟見肘的艱苦環境下推動這份有意義的工作。

屹立在舊金山中國城花園角的民主女神像,是全球唯一在公衆地方豎立的民主女神銅像。我們深信終有一天,民主女神像會在祖國大地上隆重豎立,昭告中國民主自由的降臨。

一九九六年




祖國啊,讓苦戀妳的人能真心地得到擁抱!

何慧

老黃(雨川)與我認識有十五年之多了,但真正彼此有深切的交談,是近大半年來的事。去年中,我接任會長一職深感惶恐,才四十出頭,學歷和經歷都非常淺薄,如何去統籌、執行專家和學者們的意志,去做好一年一度的傑出民主人士的評獎,的確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同時還得主編二月一期的會務通訊,倍感力不從心。但不久我發現儘管我魯莽無知,屢屢闖禍,但他從沒有以長輩或過來人的身份教訓我,相反,他總是以一個善意的諮詢角色啓發和開導我,使我們彼此之間能力求達成一個共識及平衡點。我感到他真的是一位平易近人、實事求是、決不假大空的良師益友,有處處先爲人著想的容人之量,這是所有熟悉他的人衆口一詞的。

閱畢柏楊回憶錄、李敖的自傳以及陸鏗先生的「回憶與懺悔」,我油然産生一個念頭,何不效仿柏楊回憶錄的方式,由他口述,我來執筆編寫他艱辛多難的一生,也是近代中國史的縮影。因爲自幾年前他動過眼部手術之後(視網膜脫離--因長期勞累熬夜過度之故),視力下降得很厲害,每天只能閱數頁文章,便會感到十分不適。我的想法正合他意,使他十分開心。當陷入回憶的時光隧道常常使他激動不已,一次當他回憶起抗戰時期,幾位同學參加空軍,全部爲國捐驅時,竟哽咽不止,老淚縱橫,完全是一種真情的流露。有趣的是這部自傳的題目我們兩人不約而同一齊說出是「苦苦戀」!「苦苦戀」計劃在一年半左右完成,作爲他八十大壽的生日禮物,字數在十八至二十萬字左右,分三大部分:(1)家庭童年--求學時期/大動蕩的中國/三十歲之前的種種經歷,第(2)部分爲:第一次苦戀一九四九-一九六五年學成回國鳴放被打成右派--北大荒九死一生的種種經歷。(他一直想回去北大荒以前勞改下放過的地方看看,吊唁當年慘死的夥伴們,但無奈已列入拒入境的黑名單之內,返國無門。)第(3)部分是第二次苦戀,從一九八三年到現在,擔任民運的種種角色以及民主教育基金會的創立和推動,各種得失的經驗總結。我上月才剛剛完成他口述回憶的第一部分,行文至此,使我倍感痛心和自責--沒有及時的爭取時間把他一些主要的生平大事記錄下來,他就這樣走了,實實在在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以及本會的雙重損失。

三月六日上午十一時許,也是他走完生命盡頭的前六個小時,神差鬼使地我一反慣例地在白天並且是上班時間與他通話,因爲想起要與他討論有關民主教育的定義,以便能濃縮成簡潔的文字,放在每一期的會務通訊第一版上,想不到,那竟是他最後一次,也是最有意義的一次發言,因爲六個小時後他在Novata市DaysInn開會時突然中風(腦溢血),雖然被及時送到醫院開刀做手術,但因爲開刀後腦部仍不斷地溢血,不可能再做第二次手術,所以就此一言未發,一眼未睜地離開了我們。

他的最後談話內容(摘要)是:……其實達到完善社會的願望,並不是出於人類的邪惡,恰恰相反,是那些懷有良好意願的理想主義者,自以爲是天堂的引路人,在其最

真誠的道德信條支配之下,卻犯下了最可悲的罪行,……這也是人類史,一如廿世紀的希特勒、史達林、毛澤東及波爾布特,他們都自認爲是光明和文明的化身,卻都犯下了神人共憤的罪行……民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時時刻刻提醒人們和自我教育,不要重復歷史的悲劇……。他又說:和平和理性,願望和效果的一致,是我們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標。

老黃,您安心地走吧!您一生中的二次苦戀,已化爲民主教育基金會的甜果,放下那沈重的苦戀十字架安息吧,我們將把您的最後一段遺言刻在您的墓碑上,繼承您的遺志,把民主教育繼續往前推動。當您安詳地躺在山色墓園(Mountain View Cemetery)中時,遙遠相對的太平洋彼岸的神州大地上,正在苦盡甘來,我們堅信:民主的理想的春天很快就要來臨了。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四日於美國洛杉磯市作者爲前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




傳播現代民主理念
——訪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創始人黃雨川

黃雨川,字鴻輝,原籍廣東臺山,八十年代最早支持「中國之春」海外民主運動的在美華裔;一九八五年創辦「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次年開始舉辦「中國傑出民主人士」評選。日前,作爲中國海外民運前輩的黃雨川先生愉快地接受了記者亞衣的採訪。

出生於中國最動蕩的時代

亞: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從一九八六年起舉辦中國傑出民主人士的評選,至今已有十年。您是基金會的創始人,我想先請您作一個自我介紹。

黃:好。我是廣東臺山人,生於一九一九年,就是很有名的五四運動那年。我這一生可以說經歷了中國最動蕩的年代。從我出生起,軍閥內戰就沒有停過。後來是日本侵略中國,「九一八事變」,「七七廬溝橋事變」,八年抗戰勝利後又是國共內戰。記得「九一八」事變時我剛進中學,經常隨高班同學及大學生下鄉宣傳抗日和參加遊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一九三七年我進入國立中山大學讀經濟,一九四一年大學畢業後在國民政府農林部、財政部從事農村經濟調查及財政金融統計等工作,之後進入時興潮出版社任編輯。抗戰勝利後我從重慶回到廣州,一九四六年初受聘到加拿大溫哥華僑校教書,兩年後到紐約大學繼續攻讀經濟。一九五零年六月我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工作,一九六三年末來到香港做研究,然後接受加州大學的聘請到美國,約滿後從事商業一直到現在,已經到退休年齡了。

亞:四十年代您在美國紐約曾經和留學生一起組織過「學群座談會」。

黃:那是在居留紐約的兩年多時間裏,我和幾位留學生組織了每逢星期三晚上三小時的「學群座談會」,探討國家前途,參加者多爲哥倫比亞大學和紐約大學的留學生。當時國內國共內戰已經很激烈了,以中國人的觀念來講,在經歷過了八年抗戰的災難摧殘之後,中國應該很好地和平建國,可是事實上卻是國共兩黨全面開花打了起來,這是中國人民的大慘劇。對日抗戰的時候有一個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而現在中國人與中國人不僅打,而且是大打。在這樣動蕩的時刻,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一直在思念這樣一個多難的國家。一些比較關心國內情勢的朋友,一有機會就會聚在一起討論,從零星的討論開始,到了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就定期舉行了。名稱叫「學群座談會」,可能是受共產黨的「走群衆路綫,人民群衆是主人」這種觀念的影響吧。對參加者沒有什麽限制,有興趣的我們就歡迎,做正式會員也可以,不做會員也可以,每個禮拜三晚上七點到十點,坐下來就談,晚飯自己解決。在討論時我們是很認真的,談的內容就是中國往何處去,國民黨的結果會怎麽樣,什麽叫人民民主專政和共同綱領那些共產黨的概念等等。我們還討論留學生本身的前途問題,如果回中國會怎麽樣,好不好,什麽問題都談。每次圍繞一個主題,結束時確定下一個禮拜的題目。參加者每次一般有十來人,風雨無阻,座談會一直延續到一九五一年左右自然解散,因爲許多參加者回國了。「學群座談會」的參加者前後有約三十人返回大陸參加工作,祇有三、四位留了下來。留下來的有一對夫婦,男的已經快要寫成博士論文了,堅持要拿到學位再走,女的很積極,急着要回中國,不肯再等待,兩人無法調和,女的終於自殺,是在我們舉行座談會的五層摟公寓窗口跳下去的。我們夫婦倆是在一九五零年暑假雙雙回大陸的,那時我的妻子懷孕在身,還決定要讓胎兒在「新中國」誕生呢。

離開美國回中國 爲了參加和平重建

亞:當時這個座談會是自由發起的,還是在共產黨的什麽背景下形成的?

黃: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從我們的座談會的會員來看,裏面什麽人才都有,有點像美國的一些團體,沒有什麽黨派的名義。我們在美國享受言論自由,沒有什麽與共産主義有關係的行爲引起FBI的注意。不過實際上呢,其中也是有黨有派,有國民黨的人,也有共產黨。當時共產黨人沒有公開露面,我們那個時候不知道這些人是共產黨員,後來回到國內才知道他們是共產黨人。還有一些人言必稱馬列,很像共產黨員,人們也以爲他是共產黨員,其實不是共產黨員。在座談以外,我們還有一些具體的活動,如到外面演說,講講中國國內的形勢。我們還演戲,排一些簡單的獨幕劇在學生會裏演出,演過「白毛女」,出過一個油印的定期通訊,介紹大陸的新氣象,包括解放軍「不拿人民的一針一線」等等。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紐約華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大遊行中,我和其他留學生高舉巨幅五星紅旗參加了遊行,這個紅旗還是我妻子漏夜趕制的呢。在這些活動裏面已經有共產黨的影響了。可是有趣的是我們回到大陸以後,共產黨又把我們看成國民黨的什麽人。

亞:從當時的學群座談會的政治基本傾向來說,是不是比較傾向共產黨?

黃:對,可以這樣講。因爲當時的國民黨無可否認是很腐敗,抗戰的勝利的果實沒有去鞏固,貪污得一塌糊塗,對這些問題國民黨自己也承認。那時候我們已經厭惡了國民黨的腐敗。對共產黨,就座談會的參加者來說,除了少數人厭惡共產黨外,大多數人對共產黨建設新中國抱有一種希望。

亞:當時是什麽力量推動您和您夫人離開美國,回到「新中國」的?

黃:有一點是清楚的,我們這些人回中國不是爲了一個黨,而是爲了這個國家——中國人的中國,是爲這個多難的,經歷了長期戰爭損害的中國效勞而回去的,絕不是爲共產黨而回去的。我們回去參加中國的和平重建工程,這是一個很大的,很光榮的責任,我們不在意物質上的享受,主要是爲了國家的繁榮。當時有一個親友問我:「你認得周恩來嗎,是他請你回去的?」我覺得奇怪,我回到家鄉還要誰請我回去嗎?我不需要他來請。朋友說:「那你麻煩了,難道你不怕共產黨?」我說怕什麽?我一不求利,二不求榮,三不求名,回去也不要當什麽大官,當大教授。大學教不了,中學、小學總能教吧,辦民衆夜校,辦一個小小的書店總可以嘛。當時主要是一種創業精神。但是完全沒有想到回去以後沒有一兩年,整個情況就改變了。事實證明我們原來的想法是多麽天真。

給總理寫信獲平反 北大荒逃過死亡關

亞:是不是說您剛回去的一兩年間情況還比較好?

黃:從表面上看,中國大地上已經沒有戰爭,看不見炮火,是一種和平和建設的景象。但從我第一天踏上國門起,就有一種很不對勁的感覺,這倒不是「事後諸葛亮」。我是學經濟的,我當時感到一種恐怖,是對社會上一種沒有理性的做法的恐怖。我一回到廣州,在我的家鄉,我土生土長的地方,就看到一種極端的做法,政府對大小商店,一律不准你關門,如果誰要關門,就說是在搞破壞。我的親戚當時開了一個很小的冰淇淋店,沒有生意也不能關門,硬要你做下去,否則就要罰款,幾千上萬的加稅,搞得生意人沒有一點辦法。共產黨說這是一種成功的經濟政策,是陳雲的經濟政策有效,我不以爲然,在經濟上強行控制其實是一種殺雞取卵的方法,它可以造成一兩年表面的繁榮。當時我雖然覺得這種現象不對頭,但是我不敢講話,因爲一講不同意見就是「破壞黨的政策」。還有土地改革政策,我的一個黨員朋友參加土改回來就直搖頭,說在土改中對地主富農要殺就殺,要打就打,非常殘酷。有人後來在批判文革時回憶說五十年代初期是中國大陸的黃金時代,我看那時並非黃金時代,文革不過是共產黨過去一貫政策的延續和擴展。

亞:回憶在中共獨裁政權之下受到的迫害是痛苦的,不過,我還是想請您談一談自己所受到的這方面的遭遇。

黃:回國後的十多年中,我先後在北京和山西的幾個新聞出版單位擔任編輯和採訪工作。由於中共不斷製造「階級鬥爭」,我也一直被捲入其中。我一回到國內就遇到「審幹運動」,也叫「忠誠老實運動」,所有機關幹部都被調查一遍,什麽事情都要坦白交代。假如你有一點點海外關係或者以前與國民黨有什麽關係,都要被調查,而且使用的方式淩厲,有點恐怖。一九五三年開始了三反運動,以後又是借揭發「胡風反革命集團」而掀起的肅反運動,更其激烈。我被懷疑是特務,在沒有任何手續的情況下被關了起來,被鬥爭、審查了半年。我被關在房子裏,除了吃三頓飯,不能自由行動。這是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之間。我難以承受這種狀態,就把自己受到的遭遇完整地寫信給周恩來總理,寄的是挂號信。後來這信居然起了作用,黨組織給我平了反,還向我道歉。可是到了「反右」的時候,我給周總理寫信的事情又被翻了出來,黨組織說我居然給周總理寫信,就把我打成右派,算是「罪行最輕」的一種。

亞:您後來還被送到北大荒去了?

黃:是的。我被打成右派的幾天之後就被送去北大荒。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我被送到北大荒的一個勞改農場,名義上不算是勞改犯,不帶手銬,每月還給幾十元生活費養家,因爲毛澤東把右派算作「人民內部矛盾」,但是我們和勞改犯一樣幹活。加上我們這些犯錯誤的人要「自覺改造,戴罪立功」,就需要「更加嚴格的要求」,勞改犯逢年過節有的半斤肉,我們卻沒有。我親眼看到那些有名有姓的人,就有五、六個人死在那裏,最後倒下來時候,身上一點汗都沒有,是活活累死的。由於自己的堅強的意志和忍耐力,我逃過了死亡關,可以說,我這一條命是揀來的。

在香港民間研究機構中工作

亞:您離開大陸之後先到香港?

黃:從一九六三年到香港,一共住了六年,可以說香港是我的第二故鄉。那時我在香港友聯研究所工作,這個研究所是一九四九年國民黨退到臺灣時,一些大陸知識份子在香港辦起來的。這些人很關心祖國,但不願意接受共產黨的統治,不願意留在大陸,也不想去臺灣,就來到香港,起初搞了一個友聯出版社,出版兒童讀物。後來辦刊物,進一步搞了一個研究所,專門從事中共方面的研究。研究所主要是收集中共以前和當時的各種資料,訂了許多大陸的報刊,訂得到就訂,買得到就買,然後像圖書館一樣,按照政治、社會、經濟各個方面把資料分類。因爲當時的共產黨封閉,許多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來到香港,看到有這麽好的出版社和研究所,而且是公開的,中外學者都喜歡去看資料,訂購他們的出版物,所以說友聯研究所很受國外學者歡迎。社會上開始有一個誤解,認爲友聯研究所是有什麽政治背景的反共團體,其實不是。我本來以爲自己知道不少共產黨的資料,到友聯一看,覺得他們的東西比我瞭解的還要多得多,還要清楚。我在那裏寫文章,利用了那裏很多可貴的資料。

亞:在友聯研究所您主要從事哪一方面的研究?

黃:我在任職於友聯研究所當研究員期間,除撰寫中共經濟概況文章外,還編著了《中共節育運動》(一九六八年)和《毛澤東生平資料簡編》(一九六九年)兩書,協助一位美國學者編寫了《劉少奇選集》英文版。《中共節育運動》一書批判了中共人口政策的嚴重失誤,探討中共人口問題,頗受好評。友聯研究所作爲一個民間組織,幾十年間在中國大陸和中共資料的收集和保存上作出了重大貢獻。徐東濱先生擔任過研究所所長,還作過《星島日報》的主筆,幾年前他寫過關於友聯研究所的回憶文章。中美建交之後,大陸陸續開放,國外學者要進大陸不稀奇了,友聯研究所就結束了,它的全部材料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接管。現在研究中國問題的大陸學者和國外學者還到中文大學去查閱資料。一九六九年我受聘於美國加州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再次來到美國。我對香港很留戀,不僅是因爲它那明珠般的美麗,在它成爲世界級金融和旅遊中心的背後隱藏了多少中國人的血淚;幾十年來,上百萬同胞爲了自由逃離大陸,來到這個美麗的小島,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今他們卻要爲重新喪失自由而彷徨。

創建「中國的諾貝爾和平獎」

亞:在海外大陸留學生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時,您是在美華僑中最早起來支持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請您說說那時的情況和感受。

黃:我從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底下來到海外自由世界,對在國內這一段時間所受的迫害和恐懼,總想把它忘掉,實際上忘不了。我在離開加州大學的研究機構之後就從事商業活動。就在此時,突然看到王炳章在大陸的海外留學生中第一個站出來,召開新聞發佈會,說要反對這個專制獨裁制度,喊出了民主自由人權法制的口號,我覺得非常了不起,當時的報紙也作了很大規模的報導。我就主動與他們聯繫,願意爲海外民運出一份力量。當時全球的反響的信件像雪片一樣飛來,許多人表示願意出錢出力,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的中國,我的心情很激動。

亞: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逐年舉辦傑出民主人士評

選,産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曾經被人譽之爲「中國的諾貝爾和平獎」。您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創建民主基金會和設立傑出民主人士獎的原由和過程?

黃:「中國之春」運動後來儘管發生了一些波折,但是它的歷史的功勞是很大的。我在離開「中國之春」後一直繼續關心國內的民主活動。我想作一點有實效的事情,通過一種方式對在中國從事民主運動的人物和事情作一種公開的肯定,來提醒更多的人的注意。於是我和郭台鑒、楊雲、孫魯正、梁冬、江文、林劍明等人一起,一九八五年在加州成立了「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作爲非盈利的民間團體,爭取捐款。基金會成立後,我曾經到加拿大、東南亞各國和臺灣、香港等地宣傳和籌款,並邀請評選委員。說到籌款,雖然獲得過幾萬美元的承諾,但是結果分文未收到。我們成了沒有基金的基金會。即使到今天,基金會籌款還很吃力。從第二年開始,基金會開始評選「對促進中國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有傑出貢獻之人士或著作」的獎勵活動,後來就簡稱爲「傑出民主人士」獎。在聘請評選委員方面很成功,委員們都欣然接受,義務擔任,連得前來參加頒獎典禮都是委員們自費的,令人感動。

亞:這裏所說的中國,不光是指中國大陸。

黃:我們一開始就確定每年要有三名獲獎人,第一屆的獲獎人全是大陸的,第二年起包括大陸和臺灣、香港三地的人選。臺灣在民主政治上當然比大陸進步,但是不盡善盡美;香港是殖民地,地位特殊。李拄銘說過,大陸、臺灣和香港是相互影響的「鐵三角」,是關係到中國前途的不可分割的三個地區。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中國大陸的民主問題更爲國際社會關注。

爲了傳播現代民主理念

亞:基金會叫「民主教育基金會」,是不是對教育事業有特別的支持?

黃:這裏所說的「教育」是廣義的概念,主要是對整個民族的民主理念的教育起推廣作用。我們希望大家在對一些人的活動行爲作出評價和獎勵的過程中來推動中國民主運動,傳播現代民主理念,爲社會樹立楷模。對於傑出民主人士的評選,我們基金會的理事會無權投票,而是專門設立了評選委員會,最初有十六人,評選委員是沒有黨派色彩的關心中國民主改革前途的學者專家和媒體代表。第一屆的評選委員中有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教授許倬雲、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言文化教授夏志清、作家白先勇、香港《爭鳴》雜誌總編輯溫煇、《百姓》雜誌社長陸鏗、《中國之春》雜誌主編王炳章等人。在候選人提出之後,我們經過調查核實和比較,再提供評選委員們投票表決。第一屆獲獎者是魏京生、王若水、劉賓雁三人。

亞:臺灣和香港的獲獎人士能否也介紹一下?

黃:第二屆傑出人士大陸是方勵之,香港是李柱銘,臺灣是費希平。在臺灣和香港,挑選獲獎者的餘地小得多,因爲在那裏從事民主活動起碼不要像在大陸冒生命危險。費希平是國民黨的大老,也是民進党的創始人,在臺灣的民主政治的發展上作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著作。他與雷震一起,受盡了國民黨一黨專制的迫害。一九九一年的臺灣獲獎者陶百川,曾經被提名多次,九十歲那年才被選上,這麽大的年紀還在爲中國的統一問題奔波。一九九零年的臺灣獲獎人柴松林教授,雖然沒有參加反抗專制的民主運動,但是在臺灣建立了保護消費者權益的聯誼會,跑遍臺灣,很得民衆歡迎。臺灣有一段時間對摻假商品沒有辦法,法律上也沒有制約,柴松林教授就開始作維護消費者利益的事情,這是廣義的人權保障,堅持多年,那些摻假的廠商、奸商就受到社會的批評和監督,我們頒獎給柴教授,就把民主的理念拉寬了。王軍濤之所以獲獎是在於他與陳子明一起作的大量的社會調查研究,顯示了民衆意見的重要性。基金會成立以來我連任三屆會長,一九九二年七月獲得理事會同意辭職,杜維新先生被選爲會長,我被提名爲榮譽會長。基金會的現任會長爲賈育台先生,我還擔任理事。

民主是世界潮流 中國不需要暴力

亞:依據您的豐富的生活經歷,您對中國當代政治變動,比如江澤民主導的共產黨政策有什麽評論,對中國政治的未來發展有什麽見解?

黃:自鴉片戰爭以來,千千萬萬中國人爲追求國家的繁榮富強和自由民主而犧牲,在日本侵華戰爭和國共內戰浩劫之後,國民黨退守臺灣,厲行改革,開放黨禁、報禁;而中共則繼續推行階級鬥爭,使中華民族幾乎陷入萬劫不復之地。近年來中共強調對外開放,積極推行經濟改革政策,獲得很大成績,值得稱讚,但是中共強調四個堅持,拒絕政治改革,破壞自己制定的憲法所規定的言論出版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這樣經濟改革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和輿論監督,必然導致官倒橫行,貪污泛濫,社會矛盾加劇,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就是明證,去年揭發出來的北京官員的特大貪污案更不用說了。我認爲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不順應這個潮流的專制制度不會長久。近百年共産主義的衰落證明了孫中山先生的卓見:「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希望共產黨內的有識之士能認清這一潮流。對江澤民我談不上研究,江澤民是共產黨的第二代領導(亞:依據共產黨的官方說法,他是第三代領導核心),很抱歉,我一直把鄧小平和毛澤東看作一代人。現在的一代與以往不一樣,多少吃過資產階級的洋葷,是被資產階級「精神污染過」的人,很難再走共產黨原來的階級鬥爭道路。當然,共產黨的習慣傳統又要求他們依照階級鬥爭的理念去統治,這是很大的矛盾。江澤民不是延安出身,不是軍頭出身,看上去做得很累,他能否跳出共產黨原有的局面,看來沒有那麽大魄力。

亞:現在不少人把中國的希望寄託在中共和平演變上,您的看法如何?

黃:我覺得不管叫演變還是演進,還是希望和平地進行,否則就是暴力演變了。中國民族一百多年來內亂外患,實在夠慘的了。對幾千萬中國人的死亡,除了日本人,共產黨應當負責,國民黨也有責任。到了今天,如果共產黨還不利用國際的和平環境和國內人心思變的大好形勢進行政治經濟同時改革的和平轉變,還要靠暴力來鞏固自己的統治,那絕對是不會長久的。不管怎樣,中國需要和平演變而不是訴諸暴力,如果訴諸暴力,絕對不是任何個人或整黨能夠控制得了的。對中國社會來說,暴力不可取,最好的辦法是和平轉變。在目前海峽兩岸這樣緊張的情況下,弄得不好就會炮火連天,中國大陸和平演變的機會就會消失。我不希望這樣。共產黨萬萬不能動武,誰動武就是千古罪人,中華民族的災難已經夠深重的了。

亞:年青時代您曾經參加過抗日救亡運動,對於中日關係和目前中國政府的對日政策您有什麽看法?

黃:中國政府的對日本政策使人非常失望,也很難理解。八年抗戰時共產黨也受日本人的屠殺和欺負。爲什麽在改革開放中爲了日本的一些貸款,就屈膝得那麽厲害?國內老百姓提出對日本索賠,政府就壓制。共產黨現在是利用中國的經濟市場玩日本牌,以對付歐洲和美國。中國當然可以歡迎日本投資,但是不能忘記歷史。

搞民運、做生意都要有毅力

亞:您是海外中國民主運動的多年參與者,現在還擔任民運組織的顧問,對於海外民運的現狀是否願意作一些評論?

黃:說起民運組織的顧問,我要利用這個機會說明一下。我歷來喜歡參加民運的實際活動而不喜歡挂名。「民聯陣」在舊金山開二大,選舉王若望爲顧問,也要我當顧問,我當時列席了大會,在最後選舉時沒有參加。徐邦泰後來對我說大會選我作顧問,我說多謝大家的好意,但我沒有時間,不想擔任這個職務,請他把我的意見告訴大家。那次選舉時我不在場沒有機會跟大家說,希望借助貴刊幫我更正一下。對海外民運的現狀,我想從華盛頓會議談起。我和許多人一樣當時對大會寄予很大希望,但是結果出人意外。事隔三年,還有許多經驗值得汲取。我們現在在海外從事和平理性公開的民運活動,但是原先在專制統治底下的生活方式的影響還存在;除了客觀環境外,有些人在主觀上努力不夠,也值得反思。民運組織的會議我參加了不少,在一些年會或者某些重大的會議上,與會者應當非常認真。但是有些會議開成了臺灣人所說的「大拜拜」,不少人不在會場認真開會,而是在外面聊天的聊天,抽煙的抽煙,到選舉時候又一下子沖進會場。看到這種情形我很難過。其實民運開會應該是辛苦的,不是八小時工作,而是十幾個小時的工作,參加者應當在裏面討論問題,爭取發言。直到今天,我想起這些事情還難過。也許這是在大陸獨裁政權下造成的會議風氣,來到海外就不能改嗎?還有,民運團體不管有多少人員,一千,五百,三百、兩百,這些人繳了會費沒有?真正做事情的人有多少?民運組織遭受失敗沒什麽了不起,但是要有毅力和耐力,克服缺點,力求上進。

亞:現在不少在海外的中國學生已經開始了自己的商業活動,作爲有多年從商經驗的您,在這方面有什麽看法和建議?您還做生意嗎?

黃:我現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不做生意了。我年紀大了,有點發言權。我覺得最主要的是對自己要有足夠的評價。不管是搞民運還是賺錢,都是自己的自由,都應當得到尊重。看到當年天安門出來的人不搞民運而去做生意,我們不必過多評頭論足。當年他們對民主運動的貢獻應當肯定,現在他們要賺錢也完全可以,任何個人的選擇都要被尊重。這是第一。第二,做生意也要付出代價,從來沒有聽說不付出代價就可以有收穫的,有些人毅力不夠,三分鐘熱度,不夠投入。抗日時日本人曾經譏笑中國人是「三分鐘熱度」,我們一定要有毅力。還有第三,就是要講信用和責任感,搞民主要講信用,在賺錢上也要有信用。借錢不還,爲自己賺錢而損害別人的利益,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事情都不好。至於有些人已經消極,卻還陶醉於過去的成績而不肯繼續前進,那更使人惋惜。

亞:謝謝雨川先生語重心長的教導,祝您健康長壽。

原載《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三月號

後收入亞衣《流亡者訪談錄》一書,2005年香港夏菲爾出版,第456-465頁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民運先驅
——各界人士緬懷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創辦人黃雨川先生

張偉國

黃雨川,字鴻輝,原籍廣東臺山潮境,生於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下午他在參加一個有他投資股份的旅館董事會議後,瘁然昏倒中風,急送醫院進行手術搶救,因腦溢血昏迷三天後,於三月九日下午五時七分在舊金山馬連縣醫院不幸去世,享年七十九歲。

黃雨川在家排行第三,自幼喪父,由母親陳錦棠含辛茹苦撫育成才。他在廣州市立第一中學肄業,期間發生日本侵華戰爭,他曾參與救亡運動與軍事訓練。後考進國立中山大學法學院經濟系。畢業後曾在農林部工作一短時間。期間應聘赴加拿大教學,並在加拿大結婚;後赴美國入紐約大學經濟系研究院。五十年代初期,黃雨川回應北京當局的號召經香港回中國大陸參加建設工作,在北京《人民畫報》社工作。其間,得子名京,又得女名雀,以表達在北京獻身國家,心情雀躍之意。不料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勞改。

直到六十年代中期,黃雨川再回到香港,工作于友聯出版社資料室。七十年代初期移民美國,早期從事地産經紀,後發展出租公寓、旅社及餐館等事業。八十年代「中國之春」海外民主運動興起時,他是最早起來支援民運的在美華裔人士之一。一九八五年,黃雨川先生與友人楊雲、江文、梁冬、郭平、孫魯正等一起創辦「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次年開始舉辦每年一屆的「傑出民主人士獎」評選,一直堅持到如今。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三日,黃雨川先生的葬禮在舊金山灣區的彼特芒公墓舉行,黃雨川的家人和親朋好友近百人出席了葬禮。三月二十一日又舉行了黃雨川的追悼會。日前,筆者採訪了目前旅居在美國的幾位傑出民主人士獲獎者和黃雨川先生生前的同事、友人,緬懷了黃雨川先生作爲一位海外華僑對中國今天的民主進程所做的貢獻,並對黃雨川猝然去世表示深切的悼念。

傑出民主人士獎現在影響越來越大

中國著名作家、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劉賓雁,是八六年第一屆傑出民主人士獎的獲獎者,他在電話中告訴筆者:一九八五年是國內政治氣氛最壞的一年,這一年胡耀邦被迫節節後退,中紀委派人到《人民日報》審查他;八三年反清除精神污染已經把王若水的副總編輯拿掉了。在這種情況下,(傑出民主人士獎)尤其把我們和魏京生放在一起,我們倆當時不敢接受這個獎金。說起來很慚愧,也是有違黃先生的厚意。以後一九八九年王若水先生出來,八九年五月在舊金山開了一個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國際討論會,會開完了我和王若水一起到黃雨川先生家去,在他家裏過了一夜,作了一次長談。對他的身世也有了一些瞭解。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跟他有相似遭遇的人是很多的,他初到美國也是很困難的,是白手起家,當他經濟上稍微站住腳了以後,就開始關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是第一個由海外華人發起的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基金會,每年進行一次評選,開始不是很受重視,現在這個獎影響越來越大,雖然獎金金額很少,我覺得他是一個創舉,很不容易,這是需要一定的見識、一定的熱情和激情。

兩大功績:

創辦“基金會”豎立“民主女神像”

旅居紐約的著名作家王若望向筆者談到:「我和羊子(王若望太太)能進入美國,完全是黃先生熱情協助之功,當我倆乘飛機抵達舊金山,他親自駕車迎接,並在他家住了一個月之久。後來我知道他是非常好客的,很多國內出來的民運人士都在他家住過。」「我和黃先生同樣遭受過中共的政治迫害,都戴過『右派分子』的帽子,稱得是同乞相求,同難相濟。」王若望說,黃雨川一九八五年創辦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是他的傑出貢獻;黃雨川先生的另一個卓越的成就是:由於他的不解努力,在舊金山中國城的花園角廣場樹立了紀念八九民運的民主女神銅像。黃雨川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他留下表達民主理念的「基金會」和「民主女神像」是萬古常青、永垂不朽的。

代表海外華人支援中國民運的先行者之一

美國阿利桑娜大學教授方勵之聽到黃雨川去世的消息十分驚訝,他對筆者說到黃雨川:「他當然是一個好人。他是很早在海外直接來做些事情來鼓勵和鼓舞大陸內部的一些民主運動。他設立的民主教育基金會從八十年代中期就可是給大陸、香港、臺灣的一些民主活動人士頒獎,我想他給臺灣和香港可能還比較簡單,但那時候給大陸還是要比較大的勇氣的,大陸雖然表面上開放,實際上並不那麽開放,而且大陸更需要外界這種支援的,特別是黃雨川代表海外相當多華人的這種支援。所以黃雨川是這方面的先行者之一,是作出了很大貢獻的。請代向他的家屬表示慰問。」他還表示,基金會已經運作了十多年,有相當的成績,黃先生去雖然突然去世,來不及留下他的遺願,但他一定會希望這個基金會堅持下去,我也希望這個基金會的確應該堅持它原來的方向、堅持它原來的原則做下去。這在中國民主運動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華人社會中年代最久遠、影響最大、最好的獎

中國人權主席劉青對筆者說:黃雨川創辦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而且每年頒獎,是我們所知道的華人社會中年代最久遠、影響最大、最好的獎,大概就是民主教育基金會所頒發的傑出民主人士獎。這個獎從頒發以來已經有十幾屆了,在這中間有很多都是很有名的、很傑出的人士,第一屆就頒發給了魏京生、王若水、劉賓雁,這三個人都是在中國的民主化運動中作出傑出貢獻的。這個頒獎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到後來,我離開中國時在九二年也得到了這個傑出民主人士獎,九六年我們的組織中國人權也得到了傑出民主人士獎,今年不久之前黃雨川先生還跟我通電話,告訴我我弟弟(劉念春)和達賴喇嘛、臺灣的胡佛一起得到了九七年度的傑出民主人士,所以傑出民主人士獎可以說是和我本人、親屬、組織,還有我一些非常要好的朋友都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劉青評價,黃雨川先生開創了這一個教育推動並且鼓勵中國人權和民主發展的事業,這一個事業雖然經費不多,但是辦得有聲有色有很大的影響,有好名聲,而且十幾年下來了,這一貢獻不會跟隨他的去世而消失,還會由基金會持續不斷努力下去,鼓勵和幫助中國的人權民主運動變化發展。

有良心的愛國者,句點寫得很漂亮

勞改基金會會長吳弘達向筆者表示:一個人總得要有點良心吧,黃雨川這個人就是這麽始始終終就是有這麽一顆良心,而且有著中國人的那種傳統所謂愛國,儘管他愛錯了,他回來了,他還在愛國。他早年就是因爲愛國作爲一個華僑回國去,結果被打得落花流水,痛苦不堪。照理來說,他在美國有身份也有一定的經濟地位,可以讓這些事情過去了,但他就是一個有良心的愛國者,認同這個國家,還是要做他的事情,這就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他雖有點錢,但也沒有多少錢,他在做這麽一個獨挑的基金會,把錢用來去鼓舞人家,象一盞燈去照亮一條路,鼓勵那些已經在做的人,鼓勵那些現在還沒有做但是將來可以做的人。「我也得過一次獎,記得那時我跟老黃說了一句話,我希望再得一次,並不是我貪圖這個榮譽、貪圖這個兩千元錢(獎金),我的意思是我還會做,而且還要做很多的事情變成又一次合格來領這份獎,作爲我那次得獎的鼓勵。……我想老黃也應該安息了,七十九差一歲就是八十了,按中國演算法他應該是八十大壽了。而且他實現了最大的心願,終於把那個獎送到魏京生手裏了,那是才兩個月前的事,對他來說人生也應該滿足了,也應該沒有什麽遺憾了,這個句點寫得很漂亮。」

繼承黃先生未竟事業,把民主運動繼續推展下去

旅居波士頓的王希哲對筆者說:「得知黃先生去世的消息以後,我就打電話給汪泯代我送一個花圈、送一幅挽聯,表示沈痛的哀悼。我在廣州的時候就聽到黃雨川先生的名字,並很榮幸的得到了黃雨川先生爲會長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授予的獎勵,當時我感到很高興,這是我從一九六八年正式從事民主運動以來,第一次得到國際上的這樣一個獎勵,這也是對我的鞭策與支援。我把當時獲得的獎金基本上又再次投進廣州的民主運動中去了,買了一些器材,也支助了一些當時爲六四遭難的工人(原來是工人糾察隊的成員),所以我認爲廣州的民主運動與黃雨川先生也是分不開的。流亡海外到舊金山以後,我親眼見到了黃雨川先生,才知道他那麽大的年紀,而且後來也知道他在中國大陸受了苦難,曾經被打成右派,......黃雨川先生還一直奮鬥不息,他是我一個非常尊重的長者,現在他突然去世,我感到驚訝。因爲前不久我還給他通過電話,我與王軍濤聯名向他推薦南京的徐水良先生作爲本一屆傑出民主人士的得獎候選人,黃雨川先生非常仔細聽了我的介紹、非常仔細審閱了我和王軍濤先生的報告,雖然本屆徐水良先生沒有得獎,但是黃雨川先生這樣一種認真工作的態度,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黃先生逝世我除了向他的家屬表示哀悼之外,同時也希望黃雨川在天之靈相信我們:一定能夠繼承黃先生未竟的事業,把民主運動繼續推展下去,最終在中國大陸獲得民主運動的最後成功,以告慰黃老先生。」

熱心中國民運十幾年如一日

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會長劉凱申博士表示:據他瞭解,黃雨川是很熱心的一個人,從八九民運開始與他相識,有過很多合作共事的機會,黃雨川先生對中國民主事業的關心、執著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尤其以他這麽大的年齡積極參與那麽多的活動,自己開車、到飛機場接人送人.......這些都是非常難得的。他現在離開我們,現在大家都心裏很難過,也很懷念他--非常熱心而沒有別的企圖的一個人。

《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吳仁華感到,「這可能是我八九年流亡到海外最痛苦的打擊,聽到黃雨川逝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震驚,也非常的傷心,因爲最近一段時間來,因爲黃先生非常關心《新聞自由導報》報社的事情,幾乎是三天兩頭的都要打電話來,我對他那種對中國民運的關心、那種熱情實在非常的感動,他這麽大的歲數,他這個人真是非常得好,對中國民運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十幾年如一日……在海外這麽多年,我真是第一次這麽難受。」

畢其一生「苦苦戀」,西望神州慰亡魂

《中國之春》社長徐邦泰告訴筆者:「我是一九八六年就認識黃雨川先生,那時候他剛剛創立了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第一次頒獎,自那以後他們每年的頒獎活動我都參加的,所以跟他也是老朋友了。前兩個星期,他和他太太還開著車到艾爾索瑞托爲他的朋友找房子,我就帶著他在附近轉了一圈。從跟他的交談中得知,他爲了推動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工作,自己的經紀狀況並不好,直到去世前還住在一個旅館裏,僅管這個旅館有他的股份,但他也是一邊工作一邊住在旅館裏。黃雨川先生的一生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就象他自己講的,他的一生是『苦苦戀』,第一次『苦戀』是一九五0年,他回國擔任畫報的編輯,後來被打成右派流放到北大荒打成右派;第二次是在八五年創立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其實在此之前,《中國之春》在海外創刊以後他也是積極的參與者,無論是民聯還是民陣早期的成立過程中,都有他的努力和貢獻。」

一般人從外表看,黃雨川先生只有六十多歲,其實他已經七十九歲高齡了,他從(住處)納瓦托開車到舊金山,要開很長的時間,他的眼睛又不好,動過白內瘴手術,他告訴徐邦泰,每次外出參加活動,開車在中途都要停一停,因爲體力衰弱,當他感覺不適的時候,就把車開到路邊停下,休息一段時間,然後再繼續趕路。他就是以這種精神參加各種灣區的社會活動的。前不久魏京生訪問灣區,因爲時間非常倉促,七十九歲高齡的黃雨川急人所難,事無巨細的親自聯絡安排,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黃雨川先生走了,他享年七十九歲,從人的一生來講也不算短,今天到黃先生的墓地參加他的葬禮,感到他的家人對他很理解,爲他選了一塊很好的墓地,是一塊可以西望神州地方,在山坡上居高臨下可以望到整個舊金山、金門橋的遠景,相信黃雨川先生在天之靈和他生前一樣牽挂著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我們除了對他表示悼念之外,他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未竟事業,仍需要我們後繼者繼續努力。」

持之以恒關切中國走向民主的代表人物

前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建築師杜維新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因爲八九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認識黃雨川先生,覺得黃雨川辦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意義非常深遠,一方面是以教育的方法爲出發點,另一方面它每年舉行頒獎典禮,對於傑出民主人士不但是中國大陸的,也包括香港臺灣的,在一九九二年我接黃雨川擔任了一屆會長,擴大到海外對於中國走向民主法制有貢獻的人士都有名額,今年已經是第十二屆了,從來都沒有間斷過。開始的時候據郭平這些朋友講,相當的困難,到這幾年同樣的仍有難度存在,但是黃雨川先生一點都沒有氣餒過,而且都是全力以赴,把這個事情當作他最重要的一件工作。對他本人,我的感覺就是他對自己同胞的愛給我內心很多很多的感受,他真正關切的是大陸同胞和海外各地的華人。九二年他當會長的時候有一個眼角膜脫離症住院開刀無法參加,這也是他生前唯一一次無法參加頒獎典禮,但是在之前之後他和我通了許多電話,把他組織頒獎典禮的經驗、應該注意的事項都告訴我。所以,這對他來講的確是他一生之中非常重要的事情。當然我們知道傑出民主人士頒獎是海外的著名專家學者組成的評選委員會來評審的,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只是一個工作的團體,我們寄送資料收集選票並整理出當選的前幾名最高票,每年的工作都是如此。得獎者是由評審委員會決定,但是具體的事務性工作都是由黃雨川先生承擔的,因爲我們都是上班的人。對於我來講一個人能夠堅持這麽長的時間,而且對於中國走向民主所做的關切,黃雨川應該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是很了不起,失掉這樣一個朋友我感到很難過。

黃雨川最可貴的地方是踏踏實實去做

前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會長賈育台先生在接受筆者採訪的時候說,在過去這麽多年他一直都非常得樂觀,沒有看到他悲觀過,黃雨川先生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倡導在中國城樹立民主女神像!據我瞭解,八九年以後很多人在談,我們可以做些什麽,或者建女神像,或是推動立一些法案......但大部分人都只是在談,黃雨川先生最可貴的地方是踏踏實實去做,他談得不多,但是做得很多,而且做成功了。同時,我們也瞭解他並不是一個很有錢的人,前一段時間我才知道,他在旅館的投資,每個月才拿到兩百塊錢的美金,這在美國來講實在是太少,可是在基金會的籌款方面,早期我不清楚,最後在這個民主女神像建好以後,要交三萬五千元錢給舊金山市政府,市政府才會負責維護這個像,這筆錢基本上都是這邊三十元錢那邊五十元錢,一點一點的積攢起來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在這方面做了很多。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做事都不講的。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從八六年開始頒獎頒了十二屆,這中間經歷的很多辛酸和艱苦都不足爲外人道,象基金會一年差不多需要一萬兩千塊錢,頒三到四個獎就是六千到八千塊錢,剩下的三、四千塊錢,我們要跟世界各國的人聯絡,我們有些評選委員在澳洲、過去還有在日本(這位現在已經辭職了)、現在還有在香港、臺灣、德國都有我們的評選委員,在這方面的聯絡,長途電話當然是一種開支,但更重要的是你要算好時間跟人家打電話,舉例我們在西部要與東部的余英時教授聯絡,中間有三個小時的時差,在澳洲差十八個小時,與香港、臺灣也有十多個小時的時差,黃先生可以放下其他事情全神貫注的做這件事。

在籌款方面黃雨川先生基本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都是過去的朋友一起籌,九二年以後我參與了,在籌款方面每年都是籌到夠爲止。全世界各地有我們的評選委員,他的朋友也遍及世界各地,象在英國、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象王策是在西班牙,在美國當然不用講就更多了,象香港的主要雜誌《九十年代》、《開放》、《爭鳴》,在臺灣有《新新聞》雜誌,我們的評選委員有楊國樞教授(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得獎人柴松林、名作家柏楊等。

黃雨川先生去世,對我們基金會的影響當然很大,但是天下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我們的理事都能夠在一起繼續做下去,在去年以前我就在建議,對二十個評選委員,過去大多是會長在負責聯繫,因爲我做過三年的會長,知道在聯繫方面要化很多的時間,我後來沒有做是因爲家裏有很多事情照顧不過來,在九六年的時候退下來,黃先生又接起來了。我現在跟理事們談,我們每一個理事要負責幾位評選委員聯絡,這樣可以由大家來分擔,目前的理事沒有一個人是能夠象黃先生化那麽多的時間在裏面。人不能說他今天在,明天還一定在,我們要做最壞的打算,做最好的計劃。所以在過去一年多我們已經開始有這個準備。他的過世對我們是震驚和悲傷,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也是對基金會的一個考驗,我相信我們能經得起考驗。

評選委員之一的德國魯爾大學教授茂漢茂生前曾經撰文指出:「在通常情況下,能爲自己的國家頒授真正傑出人物的獎項,承認並給予社會地位的多屬於政府、半官方或合作結構的行爲。如此宏偉的事業,卻只有少數幾個人發起和繼續推動維持,大概只有當國家和文化價值受到危害並嚴重扭曲的時候,人們才會感覺到迫切需要以這種方式大聲疾呼地反抗。所以若因爲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沒有能在微薄的努力下取得實在的成果就終止其事業及活動是不智的,也是短視的。」黃雨川先生生前也曾引用過茂漢茂教授的這段話勉勵自己的通道,視其爲「道出真相」的「忠言」。相信,如果看到繼承者們牢牢銘記了這一忠言,黃雨川先生在天之靈會感到慰藉。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于柏克萊

二〇〇〇年元月二十日修改